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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是方诚，市刑警队队长，40岁出头，身材保持得很好，但眼下的黑眼圈暴露了连续加班的状态。

    “陆教授，打扰了。”方诚说，声音有些沙哑。

    “方队长，请坐。”陆秉章指了指沙发，自己走到小吧台前，“喝茶还是咖啡？”

    “水就行。”

    陆秉章倒了杯矿泉水，递过去，然后在对面坐下。两人之间隔着一张玻璃茶几，上面摆着今天的报纸——头条还是莉莉安案。

    “我来是想请您帮忙。”方诚开门见山，“莉莉安案，我们需要心理画像。”

    陆秉章点头，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。

    “我已经准备了初步分析。”他翻开，“基于现场痕迹、受害者背景、作案手法，我有几个推测。”

    方诚身体前倾。

    “第一，凶手有强迫症倾向。”陆秉章说，“现场留下的纸条折叠三次，边缘对齐误差小于1毫米。这不是随手放的，是仪式的一部分。”

    “仪式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凶手可能在执行某种‘审判程序’。纸条上的‘评分：0星’，加上评语‘谎话连篇’，这很像某种……道德评价系统。”

    方诚皱眉：“像网络评分？”

    “类似，但更极端。”陆秉章说，“网络评分是匿名的、非暴力的。而这个凶手，把评分实体化了——用死亡来打分。”

    他翻到下一页，是莉莉安的社交媒体截图。

    “受害者生前在直播中控诉家暴，获得大量同情。但凶手评价她‘谎话连篇’。这说明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说明凶手认为她在说谎？”方诚说。

    “不止。”陆秉章用笔尖点了点截图里的评论区，“看这里，案发前一天，有匿名账号留言：‘骗子不得好死’。还有这里：‘这种女人就该被清理’。”

    他把几张截图排开。

    “同样的匿名账号，在过去半年里，在另外十起女性受害者的社交媒体下都留过言。内容相似：道德谴责，诅咒，威胁。”

    方诚的脸色变了。

    “十起？都是谁？”

    “我整理了名单。”陆秉章递过另一张纸，“包括三个月前失踪的网络主播，五个月前‘自杀’的微商，还有……2003年的一起旧案。”

    他刻意停顿，观察方诚的反应。

    方诚看到“2003年周雅琴案”时，瞳孔明显收缩。

    “这案子……不是结案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表面上是。”陆秉章说，“但我在重新翻阅卷宗时发现，现场也有一张纸条，写着‘评分：0星（破坏家庭）’。笔迹特征、折叠方式、纸张类型，都与莉莉安案高度相似。”

    “你是说……连环杀手？跨越二十年？”

    “或者，是某种……传承。”陆秉章缓缓说，“父亲传给儿子，师父传给徒弟，或者……实验者传给实验体。”

    最后半句话他说得很轻，但方诚显然听清了。

    “实验体？”方诚重复，“陆教授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    陆秉章微笑，拿起水杯，不答反问：“方队长，您相信人性本善，还是本恶？”

    方诚愣住。

    “我相信法律。”他最终说。

    “很好的答案。”陆秉章点头，“法律不讨论本性问题，只看行为。但我的工作，恰恰是要讨论本性——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出法律不容的行为？是天生缺陷，还是后天塑造？”

    他站起身，走到窗边。

    窗外是政法大学的中央草坪，有学生在看书，有情侣在散步，一切看起来平静正常。

    “方队长，”他背对着方诚说，“如果您发现，某个犯罪者可能不是自愿犯罪，而是被人为‘制造’出来的，您会怎么做？”

    沉默。

    长久的沉默。

    然后方诚说：“法律面前，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‘被制造’不是免罪理由。”

    陆秉章转身，脸上露出赞赏的表情。

    “正确的回答。”他说，“但问题在于，如果‘制造者’本身就在系统内部呢？如果‘制造者’有权定义什么是犯罪、什么是正义呢？”

    方诚也站起来。

    “陆教授，您是不是知道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的，都在报告里了。”陆秉章走回茶几前，把文件夹合上，递给方诚，“凶手的心理画像：年龄25-35岁，男性，可能有精密操作职业背景（医生、工程师、外卖员？），童年经历过重大创伤（尤其是母亲相关），目前独居，表面生活正常，甚至可能被评为‘好人’。”

    “外卖员？”方诚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。

    “只是举例。”陆秉章说，“因为凶手需要频繁进入不同住宅区而不引起怀疑。送外卖、快递、维修工……这些职业都符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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